在湖北咸宁向阳湖的经历，对于许多文化人来说，可以算是一生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咸宁地处鄂南丘陵，境内湖汊纵横，为处置“旧文化部”的人员，当时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特地选择了这处环境十分艰苦的地方，作为战天斗地的场所。“向阳湖”位于咸宁县城的西北，原先是西梁湖的一个面积颇大的汊角，后来筑堤将这部分湖面围出，辟为农田（其实是在破坏生态平衡）。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向阳”命名之。自1969年至1973年的几年间，文化部机关及其下属单位的干部、职工（包括老小家属），总共有数千人，集中在此地，蔚为大观。初下干校时，大家对于前途甚为渺茫，因为军宣队的政委张参谋长就曾经喊出过这样的口号：“要有埋葬在向阳湖的决心！”确实有些人埋葬在那里了。
“文革”时期，文化部系统各个机构单位，归成若干个“口”，如“电影口”、“美术口”、“出版口”、“图博口”等，“图博口”就是图书馆、博物馆系统的简称。至于为什么叫“口”而不称“战线”（这是一般最常用的语词），是否见于什么文件，本人未加考证。我想大概“战线”是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才能加入的，而当时的文化部属于被砸烂的“三旧”（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之一，“四人帮”等是准备将其“犁庭扫院”的，故而这部分机构和单位似乎不配称之为“战线”，而只能归之为“口”（想出这个字的人可谓挖空心思）。各个机构单位下放干校后，就是按照“口”来编成连队的，不是“战线”却又实施军队构成的模式。“图博口”在整个干校的序列中为二大队，大队下的建制如下：七连（文物出版社和文物保护研究所）、八连（故宫博物院）、九连（故宫博物院）、十连（故宫博物院）、二十三连（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二十四连（北京图书馆）。
1969年秋、冬，我们连（九连）被校部派往长江边上的嘉鱼县潘家湾，为干校校舍基建装运红砖。工作带有一定突击性，船来卸船，车到装车，没有任务时，便“突出政治”。当时年近六旬的徐邦达先生（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也身为“五·七战士”，与大家一起“战天斗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干校伙食，以吃饱为主。徐邦达先生胃口很小，每次吃不多，又不能存起来。一天上工途中，顺便在摊贩上买了两只梨，以备不时之需。但此事办得不够机密，结果被连部知晓，军宣队马上组织召开全连大会，对徐邦达进行批判，罪名除“不好好改造”、“追求享乐”等外，还给戴上了现在的年青人根本不能理解的“助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这顶吓人的大帽子。
“文革”中后期，故宫博物院的大部分职工，都下放至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干校处于丘陵湖网地带，“围湖造田”，白手起家，初到时条件十分艰苦。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著名学者唐兰研究员，以“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近70岁的高龄，当上了“五·七”战士。一日三顿的米饭加咸萝卜干的伙食，使老人不太能适应。于是他的老伴便从北京寄来了一些罐头食品，用以调节口味、增加营养。不料此事被告发，连部将其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苗头，把唐兰的所有罐头食品搜出，军宣队和连部充分利用了故宫人的陈列展览专长，将罐头食品摆放在床上，辅以文字说明，犹如一个小型展览，过了一把“原状陈列”的瘾。并在他的住房中召开现场会，予以揭露，唐兰本人则蜷缩于床边接受批判，同时还组织二大队（即“图博口”）其他各连前来参观。
干校附近的老乡，曾经对“五·七战士”编过一些顺口溜，其中一句为“种的多，收的少；穿的破，吃的好”。确实，干校的人穿着上可以说是破破烂烂，甚至许多人从春末夏初开始，一直到秋天，就头顶破草帽，只着一条短裤，身上披一块拆开的“尿素”口袋布。所以几乎所有人的皮肤，都在烈日下被晒得黝黑黝黑的。1970年3、4月是我们下放干校后的第一个春播季节，干活时，一些青壮劳力均已作如前打扮。一天正在平整稻田时，干校校部军宣队的医务工作者，下到田间地头巡诊，见到很多人光着膀子在干活，就隔着田埂大喊：“你们这样晒要脱皮的！”却不料听到的回答是：“我们不但要脱皮，而且还要脱胎换骨呢！”对这样的话，你也不知是有情绪呢，还是属于豪言壮语，巡诊的人听后全部语塞。
干校二大队离校部很近，驻地旁边有一片很大的空场。在这个空场上召开过全干校揭发批斗“五·一六”分子的大会，各连队在军宣队的带领下整队入场，场面十分壮观；在这同一个空场上，二大队所属的连队和下放的勇进评剧团、红旗越剧团还分别演出过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这是干校为期不长的历史上不多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周围老乡前来观看；在这个空场上还放映过电影，那是几部被报纸批判的有复活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电影，当时观看这几部电影是有级别限制的，干校的人员，绝大多数属干部，当然不成问题，但是每当举行这类文化活动时周围的老乡也闻风而至，如何使这次活动既让干校的“五·七战士”受到教育，而又能避免周围的贫下中农遭受“毒害”，为此校部决定，电影定于夜间十点以后开映，事先不出布告。但是电影放映中间换片时，大家向四周一看，空场边的土坡上，早已站满了老乡。
干校的耕地均由围湖造田而来，这部分土地并不适宜种植小麦。九连的大多数人生长于北方，过去以面食为主，初来干校时，一日三餐都是糙米饭，副食则是从北京带去的咸萝卜干。几个月下来，很多北方人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于是第二年就在稍高的坡地上，种了几亩小麦。收获时赶上阴雨天，部分打下的小麦有些发芽。按说发芽的小麦是不宜食用的，但到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连里的食堂将这些小麦磨成了面粉，蒸了不少馒头，但颜色却微微有些发红。许久没有见过馒头的人，高兴得犹如过节一样，饱餐了一顿，有的人竟一下子连吃四、五个。结果凡是馒头吃得多的人，后来都出现了呕吐的症状，好在没有出现人命事故，要不然就变成“人为食亡”了。
文化部“五·七干校”顾名思义，就是文化人的干校，如此之多的各类文化人集中在咸宁“向阳湖”畔，倒也是当代史上一件“史无前例”的盛事。虽然那时候文化已经被革了命，大家一心一意埋头改造，但是各连逢年过节不定期出的墙报，图文并茂，引人驻足观看。干校后期还编印过一本油印的诗集，内容当然都是歌颂之词，但装帧之雅、刻版之精，堪称一流水平，据说这册油印诗集已经成为藏书家们寻觅的珍本图书之一了。
1971年下半年开始，干校的部分美术人才，开始慢慢吃香了，由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县武装部出面抽调一些画家到武汉或县城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展览搞美术创作，充当“三结合”创作组中出技术的那部分（其余为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虽然身不由己，但毕竟又拿起了画笔，都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画家刘继卣奉命绘制表现林家大湾（林彪老家）的画幅。但是林家大湾不是省里“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又没有突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刘继卣的草图几次三番未获领导满意，正当他陷入苦思冥想时，“9·13”林彪自我爆炸，负责出题目的领导再也不提刘继卣的那幅画了，使他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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